季羡林与中国留学生和旅德浙江青田华侨-pg麻将胡了模拟器

　　一、引子

　　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留学德国期间，因偶然获得一次司法翻译的临时工作，与浙江青田华侨产生了一段短暂的异国同胞之谊，流传下一曲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华侨互助的佳话。季羡林先生在自传《留德十年》中以“留在德国的中国人”为题，清楚地记载了这段史实，它不仅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那个时代珍贵的旅德华侨的真实史料，同时也对我们政府侨务和教育等部门开展侨务和留学生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二、季羡林其人其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博士、教授、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著名学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业，1935年获得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机构(daad)半官方公费研究生交换生名额，是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职位，并担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在季羡林先生98年的漫长人生中，10年的德国留学生活是其人生中重要的时期，他与旅德浙江青田华侨相识与相知，并将其全部过程和内容完整地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旅德中国华侨史料。

　　三、季羡林遗留的季氏旅德中国华侨史料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以“留在德国的中国人”为专题，记载了当时中国华侨在德国大学城哥廷根的情况。“战争结束了(指二次大战)，苦难到头了，回国有望了，好像阴暗的天空里突然露出来了几缕阳光。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商议决定经瑞士回国，这是当时唯一可以通向祖国的道路。战争爆发以后，那些大城被轰炸得很厉害，陆续有几个中国学生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来避难的。在这些人中，我同张维、陆士嘉夫妇，以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交往最多，商议回国的主要也是这些人。留下的几位中国学生，我同他们都不是很熟。有姓黄的学物理的两兄弟，是江西老表。还有姓程的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两兄弟，好像是四川人。此外还有一个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指国民党蓝衣社的人-作者注)。此人从来也不是什么念书的人，我们都没有到他家里去过，不知道每天他的日子是怎样打发的。这几个人为什么还留下不走，我们从来也没有打听过。反正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局外人是无需过问的。我们总之是要走了。我把我的汉文讲师的位置让给了姓黄的哥哥。从此以后，同留在哥廷根的中国人再没有任何联系，‘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这是季先生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真实写照。除了中国留学生，他还专门记录了旅德华侨的具体情况。

　　“我在这里又想到了哥廷根城以外的那一些中国人，不是留学生，而是一些小商贩，统称之为‘青田商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浙江青田人。浙江青田人怎样来到德国、来到欧洲的呢?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历史，只听说他们背后有一段苦难的历程。他们是刘伯温的老乡。可惜这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的半仙之人，没有想到青田这地方的风水竟是如此不佳。在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土地所出养不活这里的人，人们被迫外出逃荒，背上一袋青田石雕刻的什么东西，沿途叫卖，有的竟横穿中国大地，经过中亚，走到西亚，然后转入欧洲。行程数万里，历经无数国家。今天我们的青田老乡走这一条路，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经多少磨难。我实在说不出，甚至也想象不出。有的走海路，为了节省船费，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箱里，再买通点关节，在大海中航行时，夜里偷偷打开，送点水和干粮，解解大小便，然后再锁起来。到了欧洲的马赛或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箱子，有的已经变成一具尸体。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这一些幸存者到了目的地，就沿街叫卖，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他们靠我们祖先能织绸的威名，糊口度日，虽然领带上明明写着欧洲厂家的名字。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条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我原来并不认识青田商人，只是常常听人谈到而已。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附近一座较大的城市卡塞尔地方法院的一个通知，命令我于某月某日某时，到法院里出庭当翻译。不去，则课以罚款100马克；去，则奖以翻译费50马克。我啼笑皆非。然而我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守法的，只好遵命前往。到了才知道，被告就是青田商人。在法庭上，被告不但不会说德国话，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又从他们中选出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形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一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规定。在货色和价钱方面又做了些手脚，一些德国爱管闲事的太太向法院告了状。有几个原告出了庭，指明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致认为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人矢口否认，振振有词，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他呢?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无词以对，扯了几句淡，就宣布退庭。一位警察告诉我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我们伤脑筋，我们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来告，我们就听之任之了，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同他开玩笑，劝他两只眼都闭上。他听了大笑，同我握手而别。”

　　“我口袋里揣上了50马克，被一群青田商人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这是一间大房子，七八个人住在里面，基本都是地铺，谈不到什么设备，卫生条件更说不上，生活是非常简陋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瞧不起他们，大使馆被他们更视为一个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沾边。今天竟然有我这样一个留学生，而且还是大学里的讲师，忽然光临。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井离乡，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这样见过一次面，真如萍水相逢，他们却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回到哥廷根以后，常常接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年，大概是在圣诞节前，他们从汉堡给我寄来了50条高级领带。这玩意儿容易处理，分送师友。又有一年，仍然是在圣诞节前，他们给我了一大桶豆腐。在德国，只有汉堡有华人做豆腐。对欧洲人来说，豆腐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嗜之者以为天下之绝；陌生者以为稀奇古怪。这一大桶豆腐落在我手里，真让我犯了难。一个人吃不了，而且我基本上不会烹调；送给别人，还需先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硬是不敢吃。处理的细节，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我对我这些淳朴温良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是非常感激的。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些人的姓名是糊里糊涂的。我认识的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姓名的更改完全以手中的那一份颇有问题的护照为转移。如今我要离开德国了，要离开他们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好友需要我去回忆，我的记忆里塞得满满的，简直无法再容下什么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这一些流落异域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的。他们现在还到处漂泊吗?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我遥望西天，内心在剧烈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