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南洋华侨的暴行及华侨的抗日运动-pg麻将胡了模拟器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陆续攻占华侨聚居的菲律宾、新马、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建立占领军政府，大肆洗劫当地财富，华侨首当其冲。

　　一、日本殖民政府的华侨政策及暴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迅速扩大在东南亚的进攻行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上的许多重要岛屿。其后，日军在东南亚各国建立殖民统治，大肆掠夺各地丰富的资源，疯狂洗劫各国人民的财产。人数众多的东南亚华侨首当其冲，成为日本殖民者仇视和打击对象。

　　事实上，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就已将经济力量雄厚、遍布南洋各地的华侨视为其“南进”的最大障碍。当日军占领东南亚之后，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联席会议即于1942年2月14日制订了《华侨对策纲要》，特别强调“在占领区以使他们(华侨)服从、归顺帝国的行政管理为主”，要按情况需对华侨“施加政治压力”，要随着形式的发展“控制华侨的社会势力”。这表明，日本对南洋华侨政策的基点是：强迫华侨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利用华侨经济力量为日本的帝国战争服务。

　　1.大规模屠杀。日军对占领区的华侨实行所谓“检证”政策，即检举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包括华侨义勇军、共产党员、抗日团体成员及资助抗日者，对反日华侨无情打击，各地屠杀事件层出不穷。1942年2月18日至3月上旬，日军在新加坡发动“检证”，被屠杀华侨有25,000~50,000人之多。此外，还有柔佛州新山大屠杀、马六甲大屠杀、新山及吉隆坡的肃清运动，每次都有数千名华侨遇难。日军攻占婆罗洲后，在坤甸、新钉、山口洋等地逮捕有名望的华侨及其家族成员1000余人，不分男女老少，用卡车运往郊外，或以机关枪扫射，或以长刀乱砍，或以活埋等手段屠杀华侨平民。南洋华社在战争初期所遭受到的较小规模的集体屠戮，竟不下29次。

　　2.进行经济上的统制，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每攻占一地，日军必竭力掠夺当地资源，掠夺军用物资。在马来亚，受日本军部委托的日本企业横行霸道，可以任意收买民间的产业和商业。华侨所经营的胶园与锡矿均要按照日本军政府订立的价格贱卖给日本企业。印尼丰富的石油、金银锡铁煤矿、橡胶和奎宁都是日本所急需的战争物资，这些行业有大量华侨企业，一律都被日本企业接管。此外，粮食、砂糖等农产品也被日军统制，以低价卖给日本殖民政府。日军在东南亚的所有收购都是以毫无保证金的军用票来支付，导致东南亚各地物价暴涨，饿殍遍野。

　　3.强迫华侨缴纳“奉纳金”，迅速敛财。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地后，在各地以暴力强迫华侨缴纳“奉纳金”，以达到敛财目的。在新马，日本侵略者以屠杀为威胁手段，向华侨勒索“奉纳金”5 000万马币，作为占领军的开支费用。华侨协会采取按照财产估计抽取8%“奉纳金”的办法征收，每户至少交3元。凡敢表示反抗或不合作者一律遭到日本宪兵扣押。不少华商不得不贱卖资产，甚至有人被迫向日本银行借高利贷缴纳“奉纳金”，有些人因此而破产。在菲律宾，日军命令华社缴纳2400万比索的“奉纳金”。印尼华侨被强迫进行“外侨登记”，每人缴纳100盾，妇孺减半。仅此一项，日军就搜刮到2亿余盾。此外，更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华侨难以应付。

　　4.强征华侨“勤劳奉仕”队，充当苦役。为维持统治，日本侵略者还在南洋各地推行“勤劳奉仕”运动，强迫华侨民众充当免费劳动力。1943年，日军在苏门答腊抓走大批华工前往巨港开采油矿，又从勿里洞抓走数百名华工去服劳役，在非人的待遇下，这些人几无生还。为打通日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日军决定在泰缅境内修筑暹缅铁路，当时征用了10多万名的亚洲劳工和6.4万名的盟军战俘。在修建过程中，由于繁重劳役、饥饿与疾病，死亡者近一半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从东南亚各地强征来的华侨劳工。在马来亚和菲律宾，14—40岁的华侨都要参加“勤劳奉仕”队，被送去开采石油、矿山、伐木、修建机场、开荒。非人的奴役及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华侨死于非命。

　　二、南洋各地华侨的反抗斗争

　　日军在攻占各地期间对华侨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等恶行更是不胜枚举，华侨与当地民众一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甘心被奴役的华侨民众，与各地领属地政府及当地人民联合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其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出资出力，支援抗战。

　　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兵临城下之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成立以连瀛洲为主席的星华救济会。救济会在短时间内便募集到10多万元，积极开展救护及其他工作。在星华救济会的领导下，有2 000名华侨应征担任防空监护员，协助指导战时疏散、救助妇孺、维持治安等工作。以华侨为主的圣约翰救伤队，冒着危险抢救伤员。郁达夫、胡愈之等新马华侨文艺界人士组织起“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组织口头、喜剧和歌咏宣传队，开设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动员和组织民众抗击日寇。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下设总务部、保卫团、劳工服务团、民众武装部和宣传股。在抗敌动员总会的领导下，新加坡华侨有组织、有秩序地投入了保卫新加坡的紧张战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菲律宾华侨劳联会联络其他抗日团体，在马尼拉成立菲律宾华侨战时抗日护侨委员会(简称“抗护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华侨与美菲军队及当地政府一道，反击日本侵略者。抗护会同时派人造访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并上书麦克阿瑟将军，表达菲律宾华侨坚决支持抗日的意志，要求美菲当局同意华侨青年参战，组织战地服务队上前线为美菲军队服务。为此，劳联会还特地组建了多支战地服务大队。虽然这些倡议都因美菲当局的犹豫不决而无法实施，但抗护会在日军入侵菲律宾后迅速有计划地将抗日力量和群众向农村转移，为开展新的抗日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

　　日寇占领爪哇后，泗水华侨组织了民族抗日大同盟及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两个团体合并成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把团结广大华侨，积极宣传祖国的抗战，开展募捐支援八路军和祖国的抗战，以及在当地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作为中心任务。民大建立了西爪哇、中爪哇和东爪哇三个支部。会员1 000多人，分布在雅加达、万隆、茂律、牙律、井里汶、直葛、八加浪岸、三宝垄、日惹、梭罗、泗水、玛琅、谏宜里、勿里达、任抹、外南梦、绒纲、茉莉芬和艮亭等地。他们收听联军广播，油印传单，宣传反抗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捷音，揭露日寇战争败绩及其残暴的统治。这个组织曾在雅加达、万隆、牙律多次召开各地区负责人和小组代表会议，商讨发展组织、团结广大侨胞、筹募捐款、积极开展地下抗日活动等事宜。

　　(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南洋华侨武装抗日斗争有两个比较活跃的地区，一个是新马，另一个是菲律宾。

　　1941年年底，马来亚沦陷后，马来亚共产党组织以起义华侨为主体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动群众，在城乡开展对敌斗争。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队伍从165人发展到7000多人，有8个独立支队活跃在全国范围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马共领导下，坚决依靠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共与日寇作战340多次，其中有200多次主动出击，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击毙、打伤敌军5500人。新加坡华侨在英军进入新加坡的第二天(1942年2月1日)便组织成立“华侨义勇军”，拿起武器保卫新加坡。华侨义勇军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书记、工友、舞女、学生和各政党各阶层分子近3 000人组成。2月8日，1300名义勇军手持英国当局仓促发下的旧枪开赴前线。在武吉智马沿海海岸、裕廊前线、巴丝班让沿海，义勇军英勇作战，给予日寇重创。然而在2月13日，英国当局却宣布解散华侨义勇军。此后，不少战士转入马来亚山区，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继续抗日。东马地区华侨也先后组织了秘密抗日武装，如沙巴亚庇华侨郭益南率领的神山游击队、古达华侨钟武贤组织的古达游击队等。

　　面对日寇的暴行，菲律宾群岛华侨与菲律宾群岛人民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华侨武装抗日队伍数量居南洋各地之首，有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侨战时血干团、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华侨抗日锄奸团、华侨抗日义勇军、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等，其中以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最为突出。1942年5月19日，菲共领导下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属下的华侨队员，集合成一个独立作战单位，名为“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又称“48支队”(“4”指新四军，“8”指八路军)。初时只有52名队员，7支长枪、2支短枪以及十几把镰刀。华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很快威名远扬，在战斗中队伍不断壮大。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菲律宾群岛华支共有中吕宋两个大队、南吕宋三个大队和马尼拉大队，转战14个省和马尼拉，经历大小战斗260余次，歼敌2 020余人。其他抗日武装，如国民党领导下的“四抗”在菲律宾群岛沦陷期间也始终坚持抗日斗争。战后，马尼拉市区树立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以纪念牺牲的华侨烈士。

　　印尼华侨也奋起抵抗。1942年，当荷印军队仓皇溃逃时，保卫团里的华侨青年却坚守战斗岗位，阻击敌人，甚至巷战。另一些华侨则把枪械、弹药隐藏起来，为后来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装备。当日军在爪哇登陆时，华侨与当地人民奋起抵抗，用扁担、锄头、菜刀、铁棍与日寇展开搏斗。西婆罗洲华侨的抗日队伍于1942年底联合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先后建立了两个武装斗争根据地，积极开展反法西斯宣传，联合当地民众中的抗日志士，破坏日军交通供应，袭击日军部队，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

　　(三)出版地下抗日刊物。

　　南洋各地的华侨还通过出版抗日刊物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大多通过收听盟军广播电台的新闻，出版油印小报，通过秘密渠道向人民群众散发等方式，及时向广大华侨及当地群众传递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南洋各地华侨的地下抗日刊物规模和影响与当地华侨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小和组织的严密程度大致成正比。泰国华侨在日本占领期间，出版了多种地下抗日报纸，宣传抗日。最先出版的是《真话报》，从1942年7月创刊到1949年3月被迫停刊，共出版219期和4期号外，其中有80期是在秘密状态下出版的。菲律宾华侨最重要的地下抗日报刊是油印华文报纸《华侨导报》，该报是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和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喉舌，主要通过收听莫斯科、旧金山、新德里和重庆的新闻广播，将盟军战况和战争形势通过油印小报的形式秘密发行。报纸的编写、油印和发行都是秘密进行的，坚持出版了150期。印尼棉兰的华侨抗日协会成立后即出版了第一份油印地下抗日小报《正义报》，后改名为《解放报》，再改名为《自由报》，并编译出版了印尼文版。1942年，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自由报》的基础上秘密出版了《前进报》，刊载鼓舞抗日斗争的新闻、分析和评论。新马地区的地下抗日报刊最多，影响也最大，多数由马共地方组织领导，少数由马来亚抗日军编印，影响面极广。马来亚各州的主要地下抗日组织先后出版的小报共计37种，有些刊物还出版了英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版的地下抗日报刊，如《抗日先锋报》就从华文版发展到四种语言并行，对促进各族团结抗日大有裨益，成为鼓舞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喉舌。

　　(四)建立抗日团体。

　　印尼的抗日活动大多以地下秘密抗日团体的宣传活动为主，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等地都有华侨秘密抗日团体建立，他们的宣传活动是当地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5月，日军占领苏门答腊岛一个多月后，棉兰一些爱国华侨青年组织起了第一个抗日地下秘密组织—“华侨抗日协会”(简称“华抗”)，分设组织、财政、宣传、情报、武装及交通等部，秘密出版油印的《正义报》。不久，印尼“反法西斯同盟”先后在棉兰、火水山和先达等地成立。1942年11月，“棉兰反法西斯同盟”、“火水山反法西斯同盟”、“先达反法西斯同盟”、“妇女反法西斯同盟”与“华侨抗日协会”派出代表，共同组成了“苏东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反盟”)，并商讨了组织分工、扩展抗日队伍、开展抗日宣传和出版油印《前进报》等各项抗日活动事宜。爪哇华侨建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约有会员千名。他们收听联军广播，油印抗日传单，募集捐款，配合爪哇游击队，刺探敌情，炸毁日军列车，甚至深入日伪军内部，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缅甸青年华侨在1942年组织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通过巡回演出、散发传单、宣传漫画等文艺宣传活动，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战工队的宣传工作，得到了缅甸各界人士和华侨的广泛支持。菲律宾华侨青年在1942年3月间组织了“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并在中吕宋、南吕宋、比科尔、怡朗、宿务等地建立了分支组织，创办《华侨导报》，开展群众性运动，吸引众多华侨参加抗日反奸斗争。1944年6月，抗反组织华侨在华埠举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捣毁保甲长办事处、声讨强迫劳役和掠夺米粮，大大鼓舞了广大侨胞的斗志。支持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是抗反的一项重要工作，华支从创建和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抗反的大力支持。从配备干部、武器装备、补充兵源、安置伤病员、提供各种物资和医药到建立各地交通联络站，输送《华侨导报》学习资料等，都是由抗反安排的。

　　总之，东南亚华侨是各国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