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中国侨乡发展的分期及其形态变化
2023年no.2 研究与探讨 作者：张国雄
中国侨乡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以后经历了怎样的独特历史进程，是中国侨乡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最基本的学术问题之一。为侨乡研究建立一个时间框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侨乡形成发展的原因机制，有利于描述侨乡形态的阶段性演变，有利于把握中国侨乡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对于考察当今侨乡的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侨乡发展分期的原则
分期是中国侨乡研究的一种历史方法，帮助我们以原始资料为基础，透过纷繁复杂的内外要素，看到中国侨乡有规律的演变过程，揭示中国侨乡发展的整体性、阶段性和连续性。
第一个原则是世界视野。侨乡的形成从初始就是中外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最初的变因。从近代至今，其发展绝非局限于国内，而是与世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第二个原则是核心主线。侨乡形态非独立于国家形态，首先是中国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侨乡形态转变最根本最深层的制约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巨变对侨乡影响至大至深，是主导因素，侨乡与国家关系的互动应当成为侨乡分期的核心主线。侨乡民众更是侨乡形成、发展的实践主体，海外侨胞的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都要通过他们的具体行为去形塑侨乡的经济、社会、文化面貌。
第三个原则是变与不变。“变”是中国侨乡发展的一个基本特性，因而呈现出阶段性。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形态，近代以来中国侨乡一直保持着与非侨乡地区不同的基本特征，不仅没有消失，还在不断加强，使中国侨乡发展保持着整体性、连续性。
二、中国侨乡发展的分期
(一)质变形成期(19世纪60—70年代)
中国侨乡的形成是一个突变的过程，长期的海外移民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移民规模迅速扩大，积累的量变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商民私自出洋禁令实际废止引发质变，侨乡“实体”随之形成显现。光绪年间新宁(今台山)县令李道平在其《宁阳存牍》中记载：“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犹斗靡奢华，风气大变。”相邻的开平县，“至光绪初年，……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未知与道、咸间相去几何也。”台山、开平两县两邻，乡村建筑、饮食、婚俗、民风皆因“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而“大变”，民众接受“洋风”表现出新的生活样态，这些带给地方主官和乡村士绅极大的心理和视觉冲击。
(二)初步发展期(19世纪末到1911年)
这一时期广东潮汕、五邑、梅州的出洋人群继续增加，其分布从东南亚扩展到美洲、大洋洲。“父携其子，兄挈其弟，几于无家无之，甚或一家而十数人者有矣。”“潮民之出洋者，人皆称为番客。二三十年前，‘番客’二字，为极不美之名词，今则奉为至尊至荣之徽号矣。”海外移民规模的扩大，为侨乡持续带来侨汇资源。“近年以来，号称‘小康’不至竟成困竭者，全恃出洋寄归之款为之挹注。”广东侨乡由俭而入奢的民风民俗变化更加突出，公益慈善事业推广，“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侨乡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态度转圜，“咸同以前，视异教如仇敌，有入教者目为异类，至鄙之不齿与人数。光绪纪元以后，……教堂遍邑中矣。”西方的宪政民权理念也引入侨乡，“同光以来，欧化输入，华风嘘出。于五洲宪国之权利，宪民之义务，颇有见闻。可谓本境之所易而韶雄之所难”侨乡“实体”的“面”和“质”以及与非侨乡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厚实鲜明。
(三)成熟发展期(1912年到1949年)
“侨乡”概念在此时期出现，标志着侨乡“观念”在本土民众中形成，构建起“认同感”“归属感”，近代侨乡形态完全成熟。
1.辛亥革命后快速发展
侨乡移民在海外的拼搏奋斗中，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贫弱至深，个人权益得不到来自国家的保护。即便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商，也是“没有帝国的商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强大国家是他们的迫切心愿，“中华民族”意识逐渐凝聚起侨心，华侨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华侨与侨乡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华侨新村到潮汕铁路、新宁铁路先后兴建，从大力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兴办侨乡企业，从投资中小学、医院、图书馆到创办侨刊乡讯营造侨乡舆情氛围，华侨对家乡的投资热情从家庭扩大到侨乡社会，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民国《潮州府志》记载：“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有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1889年到1949年的60年间，华侨在潮汕地区投资兴办的工业、商业、农矿业、服务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企业共4062家，其中1920年到1937年的18年间兴办2157家，形成了城乡商业网络。1833座开平碉楼中有1490座也兴建于这个时期。中西合璧的乡村建筑成为中国侨乡的重要地标。
家庭、家乡与国家一体的家国意识日益深入侨乡民心。五邑侨乡开平立园泮立楼四楼神龛的“宗功伟大兴民族，祖德丰隆护国家”对联，宣示了华侨与侨乡民众家族、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先后以加拿大华侨和美国华侨为主的台山海内外乡亲投资兴办了台山县立第一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这是台山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侨眷第一次打破房界、族界、地域界限，齐心协力共同捐资办校的创举。这些都是侨乡认同、归属的文化基础和逐渐构建的标志。
2.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停滞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的14年间，对中国侨乡发展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后的7年，尤其是1941年日军侵入东南亚、占领香港、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后的4年。在此期间，侨乡与海外关系几乎中断，侨乡发展态势急降，严重依赖侨汇为生的侨眷家庭无不陷入生活困境，很多侨眷家庭分崩离析；各项建设停滞，经济下滑，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口锐减。台山县在1941年到1945年间经历了5次沦陷和3次严重的饥荒，根据1946年的统计，抗战期间台山因饥饿等非正常因素死亡的人数达到14万多，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侨乡发展陷入无心、无力、无资源的境地。
3.抗战胜利后恢复重建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侨乡与海外的联系全面恢复。随着美国、加拿大等国《排华法》的废除，以及《战争新娘法》《外籍未婚夫与未婚妻法》《美国公民华籍妻子法》等新移民法的相继颁布，引发侨乡向海外移民新高潮，因婚移民美国在五邑侨乡非常突出。流入侨乡的侨汇急剧增长，1946年1月，通过台城中国银行的侨汇就有425万美元，全年达到1420万美元，当年台山只有77万多人，人均达到18.2万美元的离奇水平，代表了战后侨汇收入爆炸性恢复增长的特点。1946年到1949年，华侨在潮汕地区投资兴建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企业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0%多，是1889年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如果考虑到这是战后仅仅4年的情况，更可见侨乡恢复重建的势头是多么的强烈。五邑侨乡恢复重建在人员往来、侨汇体系、海外婚姻等方面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和成效。这个阶段的恢复重建时间很短暂，紧随而来的是国民政府金融体系崩溃，侨乡的一些经济重建项目陷入极度困难，比如新宁铁路的重建被迫停在纸面上。即便如此，1946年、1947年“侨乡”概念出现在侨刊乡讯之中，它是中国侨乡形态完全成熟、侨乡民众文化认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四)转型发展期(1949年到1978年)
1.侨乡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根本转变
近代侨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是聚族而居，延续着千年来的家族自组织形式，村与家族合一为治理单位，基层社会治理还是宗法自治模式。1949年前，以宗法为中心的士绅势力还是国家县级以下治理体系的主要依靠力量。1951年开始土地改革运动，随后进行农村合作化改造，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彻底打破了乡村的土地关系，宗法制度解体。土改期间，五邑侨乡台山县有21661户侨眷家庭、67971人分得土地、耕牛，占该县侨户数和侨眷人数的55%。1956年3月，广东省召开的第一次侨务工作扩大会议制定了吸引归侨、侨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措施，台山县当年就有3万多户入社，占全体侨户的91%。1957年发展到96%侨户入社。1956年潮阳县侨眷农户共32400多户，参加农业社的就有31500多户，占总数的97%。潮安县29个乡参加农业社的侨眷农户占比达到96.3%。侨村的土地关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族姓势力在基层组织结构中的权力基础被打破，士绅权力组织被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治理体系彻底取代，政府行政管理直接深入到村，家族中的贫苦农民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近代侨乡社会受宗法组织控制的侨乡农户、特殊的侨眷阶层被纳入到新政权的组织网络之中，乡村政治生活发生根本性转变。
2.侨乡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转变
近代侨乡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输血依赖型模式，“衣焉食焉及一切日用器具，无不籍资于外来”，侨汇是侨眷家庭的命根，也是侨乡各项发展的主要依赖。在民国时期侨乡有识之士一直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深感担忧，尤其是1941年底与海外联系中断，侨乡发展受到重创，促使他们战后大声疾呼，必须改变依赖型侨乡发展模式。然而直到1949年这种反思也没能改变侨乡民众对侨汇的输血依赖。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社会革命，将侨户组织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大力批判依赖侨汇的错误思想，使有劳动能力的侨眷逐步转变了依赖侨汇生活的观念和方式，加入合作社，参与农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劳动，县域农业经济被组织起来。有识之士呼吁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农耕生产、改变外购内销经济结构的心愿，终于在新中国得以实现。台山县广海东南农业合作社由46户侨眷组成，拥有500多亩耕地和72个劳动力，他们一改过去的依赖思想和习惯，积极参加农业劳动，掌握生产技能，粮食年年增产，闻名全国。历史上缺粮的台山县，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近代侨乡的输血依赖型发展模式向内生型发展模式发生根本转变。
3.华侨参与侨乡事务的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在近代侨乡社会，华侨有着强烈的“侨乡共同体意识”，他们通过往返家乡、家庭书信、各种侨团以及侨刊乡讯等渠道和方式，参与到侨乡工商业、城镇建设、文教卫生以及村落事务等发展中，侨乡是他们的家乡，他们自认为从来没有“离场”，一直“在场”参与着侨乡方方面面的建设。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发生根本转变；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以及大量华侨的人生安排从过去的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等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华侨华人与侨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乃至资金流客观上受到影响。华侨与侨乡的联系，从近代侨乡的网络状态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家庭信、银(侨汇)往来以及少量的回国探亲和告老还乡，对家庭之外的侨乡事务的参与相应减少。
(五)全面发展期(1978年至今)
1978年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随之改变。走进全球化的当代中国带给侨乡新的发展机遇，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中国侨乡的发展更深地嵌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被赋予新的发展使命，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有了新的国家定位，进入到一个不同于近代侨乡、现代侨乡发展的新阶段。
广东、福建传统侨乡自近代以来拥有的发展资源、渠道和方式等“侨乡”特质，随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凸显出当代价值，浙江及闽东等新侨乡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中国侨乡的地域版图，中心城市侨资源的快速增加赋予城市侨务工作新的空间，侨乡资源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从1978年到2017年，广东引进的外资中70%是侨资，60%多的外资企业也是侨资企业。五邑侨乡台山县1979年到1987年实际利用外资、侨资2145.22万美元，同时期恩平县实际利用外资、侨资3864万美元。截至1987年底，汕头市侨眷、归侨和港澳同胞家属在海外和港澳乡亲的资助下，兴办个体和集体企业7847家，吸收从业人员12万人。文教卫公益事业捐助达到新的高潮，超过了近代侨乡的规模和水平。仅台山县1979年到1986年就有368所中小学接受了45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台山县图书馆、台山少年宫、台山科学技术馆、正贤体育训练馆、台山县教育电视台、台山华侨博物馆等一批大型文化基础设施得以兴建。潮汕侨乡1978年到1987年接受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款达到5.71亿元人民币，中小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益事业大受助益。广东侨乡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广东、福建侨乡的海外资源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侨乡发展对标国家战略的意义和地位更加凸显，其肩负的国家战略使命和责任远远超出了近代侨乡、现代侨乡。侨乡的山山水水、地域文化和中外融合的侨乡文化，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的具象物，将侨乡建设成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必然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因此侨乡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4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实验区”，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支持在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这些都是新时代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中国侨乡发展的国家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是侨乡资源上升为国家发展重要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表现。对当代侨乡角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从传统的经济视域更广泛地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从对内的重要意义扩展到内外兼顾的价值，因此当代侨乡具有了与近代侨乡、现代侨乡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中国侨乡正在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时期前行。
三、中国侨乡的形态变化
上述五个时期反映的侨乡形成与发展，从侨乡与国家互动关系的核心主线考察，可以表现为近代侨乡、现代侨乡和当代侨乡三种形态。
近代侨乡包含形成、初步发展、成熟发展三个时期，经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呈现出与非侨乡地区有鲜明区别的文化特质。这主要表现为侨眷与海外移民众多，华侨全面参与侨乡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各种血缘、地缘、业缘侨团与侨乡的联系形成紧密网络，是侨乡发展的重要动能；侨乡民众对世界有较多的认知，“金山”“南洋”与侨乡是一个交融的整体，“番畔钱银唐山福”，其生活方式受到更多的世界变化影响，他们生活在“侨乡”与“世界”融合的文化空间中；各种中西合璧的乡村近代建筑成为侨乡鲜明的文化景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文化卫生发达；侨乡意识形态既传统又开放，观念混杂，乡村治理结合了宗族和外来的理念机制；侨汇成为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资源，推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侨乡的关注，侨务工作因此成为国家新的治理事项；广东、福建、海南沿海地区从历史上中国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前沿”地区，是近代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展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窗口，在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中得领风气之先。这三个时期的文化面貌，是侨乡“实体”、侨乡“概念”、侨乡“认同”的基础和具象，贯穿其间的根本相同之处在于传统乡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因此构成了侨乡近代形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侨乡发展的国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海外侨胞、侨眷众多和侨汇量大这一侨务“特质”的同时，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侨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颠覆，国家控制效能直达基层，宗族自治成为历史；二战后尤其是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落地生根成为华侨面临的重要选择，华侨社会也发生重大转变，海外力量投资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受到重视，而对侨乡社会事务的参与面和参与度大大减弱；侨汇不再具有支配经济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侨乡输血型经济发展模式根本转变，自力更生的生活方式取代了传统的依赖性生活；侨乡与非侨乡地区的“同质”发展得到极大的推进。总之，经过1949年后的转型发展，侨乡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与近代国家有限控制不同的现代形态。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并逐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加需要了解世界，也需要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侨乡拥有的海内外“侨”资源就彰显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共创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国家战略；侨乡遗产资源对海外侨胞固“根”、铸“魂”、圆“梦”有着特殊的作用，将侨乡建设成侨胞的精神家园也赋予侨乡乡村振兴更高的国家站位。于是，中国侨乡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提升。新移民的大规模出现，增强了江门五邑等传统侨乡与海外联系的新鲜血液，浙江等新侨大省推动新侨乡扩展和丰富。改革开放之初的四大经济特区分布在广东、福建传统侨乡，广大侨乡成为接受侨资、外资的重地，最早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全国领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侨乡近现代遗产的价值和世界意义日益契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等国际文化形式，展示给全球，得到全人类的认同。当代中国侨乡延续着现代侨乡融入国家体系的惯性，从侧重经济意义的侨乡社会向更加突出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全面发展的侨乡社会扩展，在更高的层面发挥着它与世界紧密联系的独特作用，是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桥梁和渠道，中国侨乡转型为当代形态。
中国侨乡不同形态的转化演变，相互之间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侨乡特质不断加强，“认同感”“归属感”不断建构，具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同时，其不断融入国家体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又表现出具有质差的阶段性，其资源禀赋从“侨乡”走向“国家”，逐渐显现出世界性；其发展地位从“地域”走向“全局”，逐渐纳入“国家战略”。近代、现代、当代三种侨乡形态的划分也揭示出中国侨乡分期的规律性。
(作者系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原文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