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江苏华侨华人史发展的基本特点探析
2023年no.3 研究与探讨 作者：张秋生
华侨华人是我国独特而重要的社会资源。作为经济文化强省和新移民大省的江苏，现有海外华侨华人100万、归侨侨眷100万、侨资企业5万多家，还有在江苏创新创业的非江苏籍的侨商、侨领及各类中高端专业人才50万。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江苏籍侨胞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为江苏乃至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华侨华人史续写了新的篇章。
江苏背倚腹地，面向海洋，千里淮河、万里长江及陇海铁路横贯东西，京杭大运河与京沪铁路纵贯南北，成为连接内陆的动脉。在拥有优越地理条件的同时，江苏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昌盛，拥有吴、金陵、淮扬、中原四大多元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江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的重要窗口和门户，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带有特定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新老华侨华人跨出国门、移民国外的重要迁出地。江苏海外移民发展史与华侨华人史具有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层次较高、海内外影响贡献大、文化底蕴支撑宽厚等基本特点。
海外移民历史悠久，是代表中国早期海外移民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地
在中国海外移民发展史上，江苏海外移民历史久远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虽然，江苏的早期海外移民是偶发的和零星的，并不具备近现代移民规模性和目的性的样态与特征，也不符合近现代移民的规范定义，但其时间的领先却是有目共睹、有史为证的，而且也形成了从战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持续早发的态势与特点。
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江苏先民流寓海外的记载。关于去往何国，史学界尚有不同看法。秦统一后，秦始皇于公元前3世纪派方士去日本求长生不老之药，是正史上有确切记载的史实，并且得到了多方的证实。江苏乃至中国海外移民史从此发端，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其中《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有三次提到徐福东渡。相传徐福到达的地点，就是今天的日本列岛。徐福东渡扶桑，对日本古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徐福既是开创后世中日两国友谊先河的杰出使者，也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还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一位江苏海外移民。
公元8世纪的鉴真东渡日本是公元2世纪以来，江苏地区政治、经济、海外交往以及侨居现象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元3—6世纪，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朝先后建都于南京(时称建业、建康)。据载：“东吴时期，南京地区就有从事纺织、制镜等技艺的工匠从石头津远渡海外，流寓日本、朝鲜、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传艺营生。”日本也在公元237—470年间，多次派遣使臣来江苏向东吴、西晋和南朝宋王朝寻求纺织技工，因此，这一时期“从事纺织、缝纫的吴地女工多人徙居日本”。而东晋和刘宋两朝流寓海外传播佛教和中华文化的僧侣更多达121人。
至唐代，扬州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著名的国际通商口岸，全国和东南亚物资集散地。当时的扬州“经济繁荣，物产丰盛；商贾云集，百货丰足；水运发达，造船业兴盛；手工业发达，工匠如云；佛教兴盛，高僧辈出；文人荟萃，文化昌盛，为鉴真东渡和文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基础。”
唐代名僧鉴真，为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市)人。14岁(一说16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鉴真前5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至双目失明而未能成功。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所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在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转搭遣唐使大船。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
鉴真留居日本10年，竭诚尽心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对日本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饮食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鉴真东渡不仅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以后江苏地区与海外交往以及侨居现象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如南宋淳祐六年(1246)，无锡翠微寺高僧大觉禅师又赴日本传经讲法，侨居日本32年，至1278年圆寂，被奉为日本佛教“建长寺派”的开山鼻祖。
至明初，随着明太祖建都南京，江苏地区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海外移民与侨居现象已随着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和扩展，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南京为基地，率领数万人组成官商船队的“七下西洋”，则“对华侨出国及其在海外的生存发展影响尤为深远，被看作是华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首次航行始于明永乐三年(1405)，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共计七次。到访地域遍及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历时15载有余。郑和七下西洋，以南京为基地，以太仓为起锚地，以包括江苏境内南京、太仓、昆山、常熟、江阴等地在内的数万军民组成官商船队，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充分说明了明代江苏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水平的高超，这也是江苏能成为中国海外移民先发地区的重要条件。
从明初政治中心南京走向世界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睦邻友好关系，推动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活、国际关系和科技进步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带动了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融，为其后乃至鸦片战争后大规模的华工下南洋出国谋生和东南亚华侨人数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
郑和船队下西洋后，华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迅速增加。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很多华人都是当时随船队南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如在马来半岛，多处都有华人居住。在吕宋的福建商贩有数万人，往往久居不归。至“明后期，估计南洋各地的华侨在10万人以上”。而郑和部下和船队水手，亦有因各种特殊原因流寓海外者，成为早期移民。如菲律宾苏禄群岛“相传最早到其地的华人为白本头，因随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来，与摩罗妇相恋，兵船起，不能归队，留居该岛，死后这坟墓至今犹存，称为木头公。”又如，《明史·婆罗传》载：“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东南亚民间至今仍有各种三保下西洋的传说，当地现存的大量郑和庙都充分反映了郑和在海外的历史影响。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向东方掠夺殖民地与劳动力，加之五口通商的开放，以福建和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民众开始大量出国谋生，移民海外，成为华工出国数量与去向国领先的主要省份，江苏地区虽未位居前列，但也参与汇成在规模宏大的华工出国浪潮之中。
总之，自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东南沿海闽粤地区兴起了持续发展的华工出国潮，并成为华人移民海外的主要省区。江苏地区因其地域文化传统和经济优势，形成新的移民构成和迁移方式，并呈现出自身不同的特点。
移民层次较高，较早形成了以海外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
江苏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具有高层次、高素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留学生群体留学海外时间早、人数多、成就大，并以留学生为主体形成了在海内外科技教育界具有广泛和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江苏海外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出国留学，留居海外，进而成为侨界精英，是江苏海外移民的一个重要渠道和典型特点。据资料记载：“自清同治十一年(1872)，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历次由国家选派赴美、欧和日本的大量公费留学生中，江苏入选人数均居各省前列。”其中，庚子赔款留学计划从1909年启动至1929年的20年间，共计派遣留美学生1269人，其中来自江苏地区的为274人，占派遣总数的21.6%，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除国家公派外，江苏省在辛亥革命后制定并实施了《江苏省省费派遣欧美日本学生规程》。在1912—1931年间，江苏以省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就达1462人，这一数字远高于同时期的庚款留美学生数。根据《苏州教育志》记载，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出国留学生名录中，仅苏州一地的留学生就达996人。此外，在这一时期，江苏还有数量大大超过公费生的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江苏出国留学生来源中，大都学历层次高，既有传统科举的进士举人，也有新式学校毕业的高才生，一姓多硕士，一家三博士的佳话更是屡见不鲜。
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不断兴起和发展的留学潮，造就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具有开阔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的回国发展，投身祖国科技教育、经济建设或其他领域；有的则留居海外，在很多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精英翘楚，并为所在国的科技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利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江苏学子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在哈佛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在美国的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但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归祖国，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竭诚奉献，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物理学的重要奠基者。旅居国外，蜚声国际科技界的华人精英也不可胜数。据统计：在获诺贝尔奖的6位华人科学家中，江苏籍贯的就占2位；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16位华人院士和美国工程科学院的27位华人院士中，原籍江苏的分别为5名和8名。此外，在中国科学院于1994年首聘的10位外籍华人院士中，江苏籍贯的就有3位等。
海内外影响贡献大，为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经济、科教与社会发展竭诚奉献，成就斐然
一是较早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并建立了有影响和包容性的江苏华人群体与商业团体。明末清初，随着东南沿海与日本、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发展，南京至长崎已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航线。来自江苏、安徽和江西为主体的商人，从南京出发去日本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一度主宰中日贸易并在日本华侨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三江帮”华侨群体。江苏籍华侨社团最早出现在日本。1623年，日本“三江帮”华侨华商在长崎集资修建了中国风格的兴福寺(又名南京寺)和三江祠堂，以为祭祀和集会所用，办理乡人的丧葬、联谊、仲裁和救济等事宜，是为江苏籍侨团的雏形。“19世纪后半叶三江帮航崎人数增加”，“1878年同新行、丰记号、泰记、鼎泰号、仁济号”等三江籍商号又以三江祠堂为会址成立了和衷堂三江会所，“以便众商集会议事，共谋福祉”，成为海外最早的华侨社团之一。1887年，在神奈川(即横滨)“三江帮”成立了三江公所，并曾一度吸收福建侨胞加入。此后，在日本的函馆、京都、大阪和神户等地及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等处，都相继成立了以地域和方言关系为基础的，以“三江”和“苏浙”等地域命名的江苏华侨华人社团。
例如：在新加坡，1898年“三江帮”乡民共同集资购买“三江公墓”，成为联合的起点，1906年建成三江公所，1927年改名三江会馆。20世纪20年代，马来西亚槟城也成立了三江公会，菲律宾在1927年成立了江浙同乡会。1929年，在美国纽约地区，以孙安生等为首的一批“三江籍”人士，发起成立美东纽约三江慈善公所，1941年又进一步附设三江慈善公会，至1949年，会员已有千人。1983年和1985年，美国南加州苏浙同乡会和北加州苏浙同乡会也先后建立。
至战后乃至改革开放后，江苏华人社团的地域与宗亲色彩明显淡化，而现代商业团体与组织的功能则占据主导地位了。目前，江苏商会组织在世界五大洲普遍建立，它们为团结所在国华人从事商业活动，沟通信息，致力于中外经济贸易活动，支援祖(籍)国建设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媒介作用。
二是在海内外的华人精英遍布科技教育、商界和社会各界，成就突出。近代以来，江苏地区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知识分子群体、工商业者群体、劳工阶层。其中以前两部分人数居多，影响突出，构成了江苏地区海外华侨华人史的鲜明地域特色。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江苏籍海外华侨华人精英人才辈出，享誉海外。在科技教育文化界，杰出华人不胜枚举。他们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进步，为住在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原籍苏州的有：首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第五位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家朱棣文；美国国家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等；原籍无锡的有：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王国金；有“太空衣之父”美誉的美国休斯敦太空中心首席工程师、航天非金属材料专家唐鑫源；国际电机权威和桂冠诗人、著名文学和理学大师顾毓琇等；原籍常州的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通晓多种西方语言，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汉语罗马字母拼音法的主要奠基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院士、著名生物力学专家冯元桢等。
在其他社会各界，杰出江苏籍华侨华人专家学者也层出不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中，也有一大批江苏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在国际商业界，江苏籍华侨华人也占有重要地位。江苏近代海外华商和企业家大都起步较早，经济实力雄厚，海内外影响广泛。
三是新移民异军突起，回国创新创业，有力地推动了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江苏学子和新移民，纷纷回江苏经商投资、创业创新，反哺家乡，为江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现了江苏海外新移民的优秀素质与精神风貌。在江苏许多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都活跃着一大批回国回省创业创新的新移民的身影。
文化底蕴支撑宽厚，凝练出江苏海外移民开放创新的拼搏精神与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
一是文化传承历史厚重，历久弥新，对江苏海外移民影响深远。出生于淮安涟水县而后迁居香港的著名实业家、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香港淮安联谊会会长郑兆财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起，先后捐资1.8亿余元，在涟水兴建了郑梁梅小学、郑梁梅中学和郑梁梅高中(夫人名为梁梅)。该校被誉为“淮安通向世界的窗口，苏北基础教育的示范区”和“海内外乡贤实现报国爱乡心愿示范工程”。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第一代化工院士、“两弹”元勋陈鉴远先生，出生于淮安县。1966年国庆节，陈鉴远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专家组功勋代表，陪同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
以海门、通州为代表的南通人延续了张謇精神的文化传承，敏锐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出国创业，经商致富。众多民营企业家携家纺等产业赴海外创业，人数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打造出一张全国闻名的南通新的城市名片——“新侨之乡”。在海门、通州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华侨、户户是侨属的“华侨村”。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海门林西村先后有600多位村民走出国门，在南非、罗马尼亚、阿根廷、智利、俄罗斯、赞比亚等20多个国家办起了200多家公司，当时主要经营家纺产品，如今转向矿业开发、能源投资、服装、机电、房地产、国际贸易等多个行业，被江苏省侨办正式命名为“华侨村”。通州是南通新侨的集聚之地，界北村新侨人数更是在全市独占鳌头。全村获得外国国籍的共有123位，占全村总人口20%以上的人走出国门创大业，形成了家家都有新侨商、人人都是新侨眷的新景象。21世纪的头10年，南通新侨商从初期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7000人上升到10万人，名列江苏省地级市第一，特别是在非洲的人数在全省占比80%以上，人数约4万人。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吴越文化更在其厚重延萦的基础上，催生和勃发出新的生机。因大量江苏人对外移民和省内外海外移民来苏创业创新而使得江苏逐渐形成了以苏锡常地区为主要代表的新侨乡。以苏南部分地市为例，目前苏州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2.2万人，创办侨港资企业近万家；无锡次之，其归国留学人员亦高达1.3万人，创办侨港资企业高达7000多家；截至2016年底，常州市则共有在册登记侨港资企业3100多家，主要涉及轻纺、机械装备、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节能环保、化工新材料等制造业和房地产、流通贸易等领域。
二是得对外文化交流和开放风气之先，新式教育体系建立较早。五口开放通商后，19世纪60—70年代的江苏，特别是当时属于江苏的上海，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由于江苏地区特殊的区位优势和文化教育的繁荣，新式教育在江苏开展较早。自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江苏已陆续建立了一批官办学校和教会学校。这些新式学校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破除传统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科举教育模式，传播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给江苏地区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风气与活力，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和率先走出国门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人士。
三是文化学术界名人层出不穷，推动江苏知识分子留学与移民群体的高素质发展。江苏自古文风鼎盛，士人文化、儒家传统根深蒂固。清朝共有状元116人，江苏就有49人，占比近40%。其中，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文化学术界名师大家不可胜数，他们为江苏历史文化繁荣不断增加积淀，不断续写新的篇章。特别是一批有海外留学、工作和侨居经历的学者专家和文化名流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既来源于江苏自古以来所蕴积的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也在不断影响着近代以来的江苏移民文化的发展，为江苏海外华侨华人史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文章原载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本文有删减，注释从略）
|
